《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旷世巨制的研究和撰写是李约瑟和许多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合作的结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五卷的写作中，就有王铃、鲁桂珍、何丙郁、钱存训等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王铃最早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开创了李约瑟和中国学者成功合作的范例。但在中国，即使在王铃的家乡
１９９２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来图书馆查阅《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他的澳籍妻子是在他侄儿陪同下来的。那天天很冷，他外套一件粗花呢西服，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他侄儿告诉我他叫王铃，但直到他还书离去后，我才发现书名页上李约瑟著下面赫然印着“王铃协助”，才知道他就是协助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王铃。不久他又来馆里看书，我们认识了。他告诉我，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科技史，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这次带着妻子回来，买了房子，准备在家乡定居。他说新居离图书馆太远，无公交车可乘，他是步行来的。王铃先生颇健谈，他告诉我，台湾准备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陈立夫主持，他去台湾，陈立夫宴请他并邀请他当顾问。他到北京，周培源请他吃饭。他说如果两岸统一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好呢！后来他有段时间没来，听说他去香港、台湾讲学了；可是不久我却在报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惊诧悲痛之后，我总觉得应写些什么，让我们大家记住这位睿智勤奋的学者。
一
１９４３年６月，李约瑟在迁居四川李庄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参观时与该所所长傅斯年首次会面，在讨论中国科学史时，傅向李约瑟介绍了所里的助理研究员王铃。李约瑟很赏识年轻而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王铃；王铃则对大名鼎鼎中西文化学识渊博的李约瑟非常敬佩。
１９４６年，王铃在李约瑟推荐下，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留学。１９４８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的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懂中文、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且与中国学者有交往这些必需条件他都具备。可见他在写作之初已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他还说，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内心感到困惑，为何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明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中，而无法创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科学家的共同思索，也是他们的精神沟通点和契合处。从１９５４年始，李约瑟和王铃合作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部分卷册陆续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是第一卷《导论》（１９５４），第二卷《科学思想史》（１９５６），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１９５９），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１９６２），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机械工程》（１９６５），第四卷《物理学和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１９７１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１９８６年）。直到王铃去世的１９９４年，还出版了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另外还发表了《天钟：中世纪中国的大天文钟》《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工匠》《中古时期中国的植物地理研究》《中国数学中霍纳法：它在汉代开方程序中的起源》等著作和论文。
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它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前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震动。但是当初这项如此巨大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却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李约瑟一面在基兹学院讲授生物化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王铃迫于生计，在澳大利亚谋得一教职，在１９５７年离开剑桥，但他们的合作并未中断，他们一起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１９８８年８月，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美国华人协会为表彰王铃、鲁桂珍协助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功绩，分别授予他们三人“为公奖金”。从１９８２年起，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先后在美、英、澳、比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召开过六届，以一个国家科技史为主题，定期召开国际讨论会，至今只有中国一家。
二
王铃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南通城内朝阳楼巷。他的祖父虽不富裕，却藏有许多古书。王铃从小就跟随祖父熟读家中藏书，给他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初中毕业后王铃考入南通中学，１９３６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王铃毕业后能进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非偶然。他学业优秀，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和陶大镛等人曾在重庆组织过“中苏问题研究会”，表现了青年学子追求理想和进步的热忱。这个研究会曾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光明磊落和过人的才华，深深地影响着王铃，他信服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各项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进行抗争。
国民党当局为遏制进步学生运动，加强了对学生政治上控制，采取种种措施加重学生的负担，厉行各种考试制度，藉此束缚学生的思想。王铃带头抵制这种“考试”，他曾做过一首打油诗：
考试，拷死；总考试，总拷死。
若要我们死，何需用考试？
三元贷金，六支蜡烛――吾人穷且死。
稀饭三餐，手软足瘫――吾人饿且死。
杨大夫汗流浃背，棺材店生意兴隆――吾人病且死。
炸弹一掷，六籍灰飞，联大、云大、前车可鉴――吾人炸且死。
穷死、饿死、病死、炸死……
犹恐吾人不速死，再来一个大考试；
还恐吾人不总死，更来一个总考试。
吾人旦夕且死，毋烦仁人君子，
苦虑焦思，发明这个“总考试”。
这首戏谑中极尽讽刺的打油诗，矛头直指为虎作伥的学校当局，气得学校要开除他。
１９４６年１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２月１０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成立大会。国民党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人。这一事件激怒了进步师生，他们举行声援大会，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行径，慰问受伤的民主人士。王铃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王铃掩护其他师生先撤走，自己挺身而出与特务搏斗，以致颈部被特务用刺刀刺伤。因为这一事件，郭沫若知道了史语所有一位叫王铃的和李约瑟一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年轻人。解放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两次写信邀请王铃回国组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分别寄去２０００英镑作为路费。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王铃滞留海外，但他对郭沫若的邀请而自己未能及时回国，一直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歉疚。
王铃一直是深切地挚爱祖国的。１９５９年，印度政府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当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陈寅恪明确表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已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损害。现在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线索。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享利・麦克马洪（ＡｒｔｈｅｒＨｅｎｒｙ ＭｃＭａｈｏｎ）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于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４日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的，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但之后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该线，并且曾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时，王铃身在澳洲，他记得自己在英国时，曾在图书馆看到前英国驻印度总督测绘的印度地图，其中的中印边界线和中国政府的划分基本相符。为了给祖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赶往英国。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他翻检寻索，终于查找出封存多年的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复制后送交中国驻英机构。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０日，我国《人民日报》刊出了５幅英文版《印度地图》。其中１８６２年印度加尔各答测量局办公室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部边境”图上，中印西段边界标明在喀喇昆仑山脉，与中印边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另一幅１９１７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上，中印东段边界线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根本不是“麦克马洪线”。直到１９３６年，印度官方地图都还没有按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中印边界。还有一幅１９２９年大英百科全书第１４版第２４卷第６８～６９页上“中国”全图的一部分，图上对印度东北部同中国西藏的边界的画法，也同中印东段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可见英国制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十五年之后，还不敢改变中印东段边界的画法。中国政府依据这些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也赢得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如果说，陈寅恪提供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证据，那么王铃提供的来自英国（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的证据是更为有力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王铃曾向有关方面提出过申请，想回国省亲，送孩子回来读书，为国内高校讲学，但因为“文革”，这些事情只能搁置了。
三
对于王铃来说，与李约瑟结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李约瑟器重王铃，王铃对李约瑟执弟子礼。李约瑟赞许王铃的话留在他写的前言里，王铃在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的讲演更对李约瑟推崇备至：“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有一次谈到中国雨量表的历史记载，李约瑟突然起身去查找元朝时的数学书，那里恰巧有一段关于第一只雨量表的文字，从而证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雨量表的是中国人。李约瑟同时精通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而且还有一种在短期内精通一门崭新学科的天才。”
１９８９年９月李约瑟和鲁桂珍结婚，王铃寄赠了条幅：“科史万端付后论，留痕三七坐春风。而今克士堂前愿，和合东西企世同。约瑟老师桂珍师母宴尔新婚。”有一张颇令人动容的照片：晚年的李约瑟坐在书桌前，伸出右臂把王铃揽在身边；王铃站在他身旁，右手紧握李约瑟揽他的右手，左手搭在李约瑟肩上。１９９２年，王铃为庆贺李约瑟９２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其时王铃也已７５岁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尼德汉老师九二诞辰弟子王铃草成七言绝句为颂
添筹海屋祝希尼，二美四难绩益奇。
绛帐康桥克士院，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四难”是说李约瑟集科学、人文院士于一身；１９４３年李约瑟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时，不辞辛劳，为中国购赠大批科学仪器和书籍；１９６７年后李约瑟任基兹学院院长时平易待人，对教授、门房一视同仁；《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饮誉世界，政界、学界力主提名李约瑟为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候选人不乏其人。四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李约瑟都做到了。
１９９４年６月６日，王铃先生在南通家中病逝。那天晚上他正伏案写作杨振宁、谢希德等老友屡屡敦促他完成的《李约瑟传》，突然感到心脏很难受，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王铃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学术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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